规划型制度变迁是中国共产党运用五年规划推进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实现机制，在形式方面推动演化型变迁与建构型变迁有机结合，在动力方面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能动性实践。通过编制和实施十四个五年规划，当代中国在制度变迁形式与动力的耦合中破除了西方知识谱系“制度现代化=制度西方化”的理论迷思，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与此同时，五年规划具有目标治理与进程治理双重功能，前者通过设置制度建设目标解决现实问题，后者通过统筹“三个更好相适应”为制度建设目标注入动能。在双重功能的驱动下，规划得以持续赋能制度变迁、推进制度建设，在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同时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改革精神与严的标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分别构成管党治党的动力源泉和基本要求。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是关乎全面从严治党深度、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及其成效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其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守正创新的必然结果，是对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适应国内外和党内外形势的现实要求。在管党治党实践中，它深刻揭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内在运行逻辑，呈现出改革精神与严的标准辩证统一、思想引领与实践落实形成合力、制度完善与行为规范良性互动、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协同提升等多重机理。新征程上，提高管党治党质量和成效，必须秉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主动和使命自觉，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全面深化改革内在发展规律，着力推动发扬改革精神、坚持严的标准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力，构建起系统推进、实践探索、全面覆盖、长效管用的管党治党新格局。
探寻党建引领营商环境建设的有效途径，形成中国本土化治理模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通过研究B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践经验，发现链式治理是党建引领营商环境建设的模式选择。链式治理由组织链打破行政壁垒，实行全域网格化管理，整合治理资源，创建多样化的营商组织机制，赋能营商制度环境建设；由服务链组建“四级诉求响应”机制，提高政务服务响应速度与精准度，赋能营商政务环境建设；由保障链构建党群服务网络体系和人才服务体系，实现人才集聚，增强企业发展活力，赋能营商人才环境建设；由责任链通过监督、考核、评价、激励体系的制度性构建，确保各项政策稳步实施，赋能营商环境考核评价；由宣培链建立党群服务品牌，搭建干部培训平台，培育“企业营商服务团队”，赋能营商文化环境建设。链式治理模式为新时代推动党建引领营商环境建设提供了实践启示和经验借鉴。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天津是我国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全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立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定位，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天津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天津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实践探索并取得积极成效，但传统工业驱动模式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之间的矛盾仍需弥合，顶层设计不足、成果转化梗阻、产业生态短板、协同创新瓶颈、要素集聚失衡等问题的存在使天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仍面临诸多挑战。进一步推进天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协同推进顶层设计重构、战略布局优化、政策精准发力、协同生态重塑与资源配置增效，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良性互动格局。
随着城乡数据融合加速，算法的应用在政府治理中日益重要，这不仅提升了治理效率，也带来了公平与问责难题。基于对H省“违规占地处罚系统”和S省“人社服务平台”的数据采集与研究，归纳总结出城乡算法治理面临的三重结构性困境，一是数据基础薄弱，难以支撑算法系统的有效运行；二是数字系统与基层治理实践之间存在显著脱节，导致治理过程出现“悬浮化”倾向；三是乡村数据权能的实质性缺失。上述困境的深层成因，主要是压力型行政考核体制的制度约束、技术逻辑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以及多主体参与下问责机制的模糊化。针对此种情况，尝试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予以调适创新，从“多中心并存”向“多中心制衡”演进的治理向度出发，构建规制、实施、监督与参与主体协同的治理框架，设计算法影响评估、“三重”决策及申诉闭环等机制，旨在实现对技术权力的制度约束及对弱势群体的程序赋能。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核心文化，承载着深厚的精神内涵与多元的价值形态。共享黄河文化符号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借各民族共享的语言文字、自然物质、民俗文化和政治象征等具体黄河文化符号类型，通过记忆场、情感域、价值观、行为力的叠加作用，能够系统性达成凝聚中华民族集体共识、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目标。在新时代背景下，亟须着力推进提炼和突出黄河文化符号、挖掘共享黄河文化符号的教育价值、打造共享黄河文化符号体验场景以及数智技术赋能黄河文化符号传播，从而充分焕发共享黄河文化符号的生机活力，有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革，推动了基层治理模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型。传统诉讼中心主义的事后救济机制已难以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需求，亟待构建以风险预防为核心的法治化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战略目标，要求将本土治理经验升华为系统性法律制度。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典范，新时代“枫桥经验”历经从“乡土熟人社会”到“流动半熟人社会”的治理场域变迁，其治理逻辑、制度功能与实践路径同预防型法治高度契合：一是以“预防在前、调解优先”的治理理念呼应“风险早监测、矛盾早干预”的法治目标；二是通过“四治融合”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实现与预防性法律制度的主体协同；三是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矛盾识别与规则引导，实现“软法硬法结合”的治理效能。以“经验提取—制度检视—体系重构”为分析框架，能够揭示“枫桥经验”法治化转型的五重路径：程序正义重塑治理合法性、规范整合平衡多元秩序、权利规制限缩治理责任、技术理性赋制度刚性和文化认同强化法治价值，进而将“预防性治理”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预防性法治范式，为全球治理现代化提供兼具本土特色与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正式运作不仅尚未消弭，且在基层政策执行过程中呈现旺盛生命力。基于广西J镇产业政策执行案例分析发现，关系动员网络建构由科层组织主政官员发起，以此破解政策执行张力与困境：一方面乡镇通过自上而下的关系动员链条派发政策任务；另一方面乡村干部和民众通过自下而上的关系动员链条实现政策反馈，助推国家政策调试与推进。关系动员根植于补位逻辑、沟通逻辑、价值逻辑及协商逻辑，揭示乡村社会拥有一个向上拓展且试图影响国家意志的非正式权力空间，与现代科层治理共同形塑了中西部乡村治理样态。
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基点，是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之策，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存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不突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不彻底、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不充分、制度设计不完备、绿色消费模式不成熟等现实难题。应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完善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制度设计、大力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打通束缚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正>~~
<正>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治理现代化研究》拟开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栏,现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征集相关稿件,热忱欢迎广大专家学者赐稿(投稿平台:http://zlxd.cbpt.cnki.net),来稿一经录用,优先刊发。